
《魏嵋传》伪造剽窃历史考证回函十九
9、上面,我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举证,否定了《魏嵋传》在全国各大网站公开标榜的魏嵋家族,招摇撞骗近一个世纪,伪造的魏嵋家族辉煌的家族史,什么青州显门大户了?什么秀才、举人了,开药铺长途贩运致富了,什么与腐败的清王朝作不屈不挠地斗争了?广州巧遇孙中山结为义兄了等等,一系列精心编织的骗局。由于篇幅原因,有关《魏嵋传》伪造魏嵋与孙中山广州结为义兄的拙劣伪造,并未全部论述完毕,意犹未尽……
本章节,我开始揭穿《魏嵋传》编造的历史上,魏嵋家族多人加入“兴中会”的又一弥天大谎。同时未尽之意,做出相应的补充……
《魏嵋传》第五回开头,便采用毛式“大跃进” 顺口溜的形式说:
“遥望苍山高高举
地下岩浆正轰动。
一旦地裂喷出来,
定是山蹦无完峰。
这,既是二十世纪初叶,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式。此刻,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思潮已逐渐形成,这股力量,直接威胁着满清王朝的根基,使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
在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下,要从事革命活动谈何容易?我国的华侨,向来是爱国的。
为我中华,
浴血奋战,
有力出力,
有钱出钱。
宁为纲死,
永不叛变。
中
……满清政府,对外屈服于列强,对内镇压其子民,只为苟安,不思进取,中华危亡在既也。大厦将倾,出路为何?唯有革命。君为志士,应为救国之栋。鄙人与众君子同志,故“兴中会”终于建成。常言曰: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吾等俱为热血男儿,岂可不望国强民殷?故而致函,望君鼎助之,以期大业有成矣……”
以上,先生一班人马,亦步亦趋,鹦鹉学舌一般,伪造历史,歪曲真相的描述。我想,举凡50年代出生的人,对此类样板似的欺骗都不会陌生,耳熟能详。其实,任何一个造假者,往往都低估了人们的智商,总认为别人都是傻瓜,特别是毛委员一类的“大干部”,万马齐暗究可哀。其实,撒谎和欺骗人是个非常费心劳神的活计,一个谎言必须得有十个谎言做支撑,并且得时时刻刻演绎和妆饰自己的谎言,一不留神就会露出狐狸尾巴。戏还没开场,锣鼓一响,“演员”和“导演”都心领神会进入角色,也算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吧。刘先生一介帮闲,却和“朝廷”里混事的人一样,扮演着“导演”的角色,就有点失身份了。特别是书中有关孙中山创建“兴中会”,并派密使来青州邀请魏嵋入会的杜撰。你老人家用大量现代时髦的“革命” 名词,20世纪人的腔调,伪造19世纪孙中山与魏嵋100多年前,来往的书信,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,天悬地隔,贻笑大方。其明目张胆伪造历史,已近无法无天?令人扼腕!看过《魏嵋传》的人,不难发现刘先生书中的魏嵋,从1893年的“病中初识孙逸仙”以后,就再也不经商了?充分说明了我前面论证的魏嵋经商致富的谎言。所有一切杜撰,其实就是为了编造在广州与孙中山的见面!自认为编造链接成功后,一个后滚翻就飞进了1894年的“兴中会”,恰恰把中国以及世界近代史上,最重大的历史事件“洋务运动”,中日平壤战争、“甲午海战”遗漏了。原来认为先生和策划者们小酒后“策划”时遗忘了?直到看完《魏嵋传》以后,我才发现《魏嵋传》和所有 “公仆” 教育“主人”的说道一样,只要稍微一认真,便会发现许多有果无因,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,许多重大问题很难用实事求是来解释,同一个历史问题,甚至要阅读多种版本的资料,才能看出其中的蹊跷。贯穿整个洋务运动,历史上真实的魏嵋家族,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农民家庭?无任何建树,泛善可陈。刘先生一班人马,心知肚明,非常清楚,魏嵋家族后人,是提供不出任何片言只语证据来的,不过是青州版的小样板戏,新时代的“滥竽充数”而已。
比如,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,都歌功颂德1919年,“二十一条”引起的“五四”运动,却恶意隐瞒1915年,袁世凯处理“二十一条”的历史真相。前后,只不过是同一历史事件的延续和两种政治说教的变异而已。我们的教科书,有关介绍孙大炮“二次革命”的文章,都告诉我们孙中山一九一二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包括孙中山、黄兴、蔡元培、陈独秀等著名人物都避难于海外,均在北洋政府通缉的范围之内。但是,从一九一六年这帮“歹徒”就大摇大摆纷纷从海外归来,当官的当官,当校长的当校长,赖不及的也混个议员,北大系主任,图书馆主任一类厅局级干部混混。须知,当时的天,还是袁世凯的天;当时的地,还是袁世凯中华民国的地,城头并未变换大王旗。君若不信,可翻阅从1949年——2006年,有关以上中国近代史的著作,凡涉及“二次革命”的历史,从一九一三——一九一六年,这帮“英雄”人物的业绩几乎均为空白,都被我们下三烂的学者精心“技术”处理了。不会有人告诉你,正是这帮通缉犯在国内外报纸杂志上,发表支持袁世凯处理“二十一条”的声明,从而挫败了孙中山勾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,出卖中国领土的阴谋。赢得海峡两岸早期精英的尊重。致使袁大头一激动,竟然天真幼稚地赦免了这帮“暴徒”,并许以高官厚禄,皆兑现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,为数不多地说话算话,讲信用,一诺千金的总统。正是袁世凯政治上的天真、善良、幼稚、糊涂葬送了自己和中华民国,从而改变了中华民族正确的历史运行轨道……
其实,不论是历史上的孙中山,还是历史上真实的魏嵋,都迈不过洋务运动这道门槛。中国近代史上所有派别,其实都是“小寡妇”洋务运动的直接受益者。至今,我们的后人鲜有逾越老太婆“小寡妇” 知错必改的博大胸怀?
记得我曾在《魏传十三》说过:魏嵋出狱时间是1876年。正好是清政府历经二次向人家宣战,二次战败。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,一个为维护少数专制集团利益,闭关锁国,自吹自大,不思上进的所谓上帮大国,二次被英吉利海峡上的弹丸小国打得满地找牙;俄国洋鬼子乘机强占了我们大面积的领土;这就是我们没谱的教科书,告诉我们的鸦片战争。但是,我们的教科书永远不会告诉我们,鸦片战争的本质并非是鸦片,实质上是闭关锁国与开放自由的贸易之战,“革命”点说就是专制与民主之战。战后签订的条约,从谈判到基本条款都没有涉及到鸦片?而是根据国际惯例,割地赔款,强迫大清帝国开放口岸,自由通商便是最好的诠释。既是历史上不改变国家现行体制,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,试图以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“,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著名的洋务运动的初始阶段。
无庸置疑,中国人直到今天,还是不长记性,仍然在犯着100多年前,犯得同一个毛病。其实,洋务运动就是大清帝国挨揍以后,从创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、组建新式军队、购买国外新式武器,希冀巩固国防以图强国。实践证明绝对是吃错了伟哥,结果只能是竹蓝捞水;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,是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。虽然,在以“红月亮”小寡妇正确路线的光辉照耀下,在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领袖的英明领导下,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,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就基本建成。这是清政府最伟大的壮举,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,中国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一次大飞跃,从此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中国自己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;洋务运动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,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,为此“百方罗掘”但仍捉襟见肘。李鸿章借鉴西方列强工商致富,由民富致国强的必由之路。开始将军事工业扩大到民用工业以“兴商务,竣饷源,图自强”。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招商局,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真正有尊严地招商引资;陆续开办了外文、军事、西医、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。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。后,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、工厂、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。西方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;在此后的十余年间,煤矿、铁厂、缫丝厂、电厂、自来水厂、织布厂、电报、邮局、铁路等相继建设,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地位,改变了中国农耕文化千年如一的格局,为中国大城市发展夯实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基础;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税收,由民富而国强,为中国近代中国国有、民办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这就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,历经30余年,在洋务派的努力下,打破了中华帝国农耕文化,闭关锁国不对称的传统贸易格局,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体制下,畸形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,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。从某种个意义上说,洋务运动只是维系旧传统体制的变计,它遏制先进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发展,根本不可能改变旧中国专制落后的国家体制。因此,洋务运动鼓捣了三十多年,虽然有着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,还是叫日本国在朝鲜和中国海上打得找不到北,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、朝、日战争之一的“甲午海战”。为此,才有了1895年康有为、梁启超师徒两人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,虽然师徒两人,从来没有给朝廷上过书。就象“二十一条”一样,我们历史就是这么的滑稽?这么的离奇。这么的不负责任?
以上,就是19世纪后期,中国历史真实的现实写照。从1890年,孙中山撰写《致郑藻如书》,1891年,在《盛事危言》发表《农功》,1894年六月,《上李鸿章书》,可以看出这是整个十余卷《孙中山全集》中的精华,和“大炮”后期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。特别是《上李鸿章书》一文,孙中山从1893年底,就丢下他的东西药局于不顾,窜回香山老家,埋头起草他的《上李傅相书》即今天的《上李鸿章书》,区区8千余字的文章,“大炮”居然用了半年时间,足见老孙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之大。虽然孙中山在24岁《致郑藻如书》中曾吹嘘自己:“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,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,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,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,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,多有旁及。”言过其实,牛逼吹得就有点离谱了。充分说明孙中山当时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学生。和毛委员一样,天生造就的阴谋家和搅屎棍子。孙中山在《致郑藻如书》中说:“某今年二十有四矣,生而贫,即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,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……”可以看出,身为医学院学生的孙中山,压根就没有把治病救人放在过心上,这种人是当不了好医生的,后来短暂的行医生涯也只是仕途上的跳板而已。这哥们念念不忘的是升官发财,光宗耀祖。在明知科举无望的前提下,挖空心思走门路,通过曾担任清政府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,国务院副总理、最高法院院长、天津海关总长、上海制造局局长,出任过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三国大使,相对见过世面、新潮开放,在家乡养病的朝廷重臣同乡郑藻如上书,希冀通过郑藻如的资历声望,在当地由政府划拨一邑(县),由大炮担任领导“小以试之“实施“兴农桑,禁鸦片,办教育”的试验田?无疑这是老孙独辟蹊径,进身仕途的捷径。可惜,孙中山当时毕竟还是个正在上学的学生,即便郑藻如身居要职,他也没有任何权力和道理更改国家体制。即便是有心栽培“孙大炮”也得有个考察过程,起码得孙中山医学院毕业以后,另行安排?为此,当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?一年以后,孙中山又借助前辈洋务派官员郑观应的《盛事危言》,发表他的《农功》其目的仍然是另类的善贾而沽。
历下居士作于泉城无影山下陋室

